这实在是一场北京金融刺激计划奥运会:惊人、过度、铺天盖地。
高速铁路提高物流速度,也能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这是无疑的。在全球经济大滑坡的时候,我国应该抓住机遇,更多的利用价格相对低落的国外的技术与设备,来提升我国产业的水平,而不是仅仅保住钢铁水泥产量。
进入专题: 投资刺激 拉动内需 。要想解决住房,一方面,如前所述,大幅提高国民收入,减轻甚至削去那社会负担,另一方面,就是通过用地审批等方面的改革将房价降下来,只要引导得好,市场本身就可以解决了,政府花那么多钱干什么?机场等也是一样,如果有效益,社会投资就可以了,政府无须操这份心的将巨额财政投资到基建上,对保持GDP的增长效果明显,但是,必然的挤占政府在民生的支出,也必然的影响到对企业的减税力度,政府要花大钱,钱从哪里来,只能减少对民生福利的开支,只能变着法的从企业身上挤出更多的奶,此外,虽然有益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却是从总体上影响了产业升级结构转换,国务院出台的这份计划给企业发出的是什么信号?是钢铁水泥建材需求量要大大提升了,于是资金人力物力就开始向这里集中了,这对提升我国产业水平实际上起了反作用。谁付代价,谁来牺牲?还要将人民往前推吗?人民收入低,消费不足是导致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应该设法将他们的收入提上来,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生活无法应对高物价的,政府应该将自身节省下来的开支,以及将那些打算用于补贴股市、房产商、出口商的钱转过来补贴到他们的头上,这才对路。收入不能大幅增长,依处在重压之下的人民,即便有扩大消费、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爱国打算,但腰包里缺乏真金白银,那不也是有心也无力吗?当前的中国,须缺的不是投资不足,根本上就是不合理的分配将多数人的收入压制了,致使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能将民众的收入提高上来,由此为生产过剩埋下了伙笔。但问题是花二万亿,值得吗?如果想提高速度,又降低运输成本,其实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就能在相当程度上达到这个目的了。
人民收入过低,实际上与政府得之过多,开支过大有莫大关系,所以,为增加人民收入,政府自身就要做出牺牲。但是借的钱要还的,一旦还不上,那么金融单位就要倒闭破产,引发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由此而生。但是要取得美国这样国家的同意,我估计有一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非常困难。
既然他会对我们的金融体系造成这些直接、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应该把这个困难提得大一点时代周报:面对这场金融危机,国内一些人却幸灾乐祸。建设支持市场机制的法治环境 时代周报: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成为卖硬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
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建立民主、宪政和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容不得我们延宕和等待,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但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加大。
本来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原始的低效经济与现代的高效经济并存和所谓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作用,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而根本性的措施则是,改变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动政府自身改革,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 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我的研究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
如果外汇政策不能得到及时的调整,将会使整个金融系统变得脆弱,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容易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4)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价格的扭曲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促使生产者采用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时代周报:在经济之外,社会问题同样突出而尖锐。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到不能保证基本生活要求的程度。
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特别是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人民币深度贬值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支持了中国出口贸易和GDP的高速增长。
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时代周报:这种粗放增长方式由于依靠资源投入驱动,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由于美元储蓄率太低,美国为了维护经济运转,就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目前的货币总量肯定不能放松。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 这场金融危机必然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严重的影响。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多有存在。
中国要强身健体,自求多福 时代周报:那么,目前中国到底该怎么办? 吴敬琏:在上海的一次演讲时我提出,中国要强生健体,自求多福。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为了防止自己国内货币升值过快,我们就需要收购外汇,另一方面,央行还要发行货币来平衡这部分外汇。
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它的负面效应也在我国日益显现出来。2003年以后,经济过热让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提高准备金率来回笼货币。
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Inflation,一般译为通货膨胀)开始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广泛蔓延的腐败更使我们雪上加霜。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吴敬琏:这是非常浅薄的见识。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
于是,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双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这些美元是以硬通货的形式遍布到了全球各个范围,这形成了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个小窟窿。
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宪政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在刚刚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把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吴敬琏:这种不良后果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则是所谓内部经济失衡,主要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特约记者 马国川 发自北京 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 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国内一些研究者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可以在西方的崩溃中崛起了。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
在抛离黄金体系的情况下,美国货币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对应的财富泡沫也就因此形成,当泡沫破裂时,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承包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
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日本战后大规模投资时期的投资率峰值是34%)。中国台湾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在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地转变的情况下,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投资驱动造成的内需不足。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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